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弗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芒容以及弗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这种“唱衰”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上世纪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5)。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9·11”事件可以被看成外部世界对西方价值的攻击，但从价值层面看，这一攻击是失败的。这一攻击的手法残酷野蛮，决定其无法传播正面价值。不过，“9·11”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桑瓦隆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6)。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民主受到来自内部的广泛质疑之时，伊斯兰世界爆发了“阿拉伯之春”。从很大意义上，这一重大事件可以被看成是伊斯兰文明内部对借宗教之名挑战西方价值的恐怖主义的回击。当今世界的演进令人目不暇接，历史潮头追波逐浪。深陷危机的民主正在积极寻找应对危机之计而不得要领之时，其对手却已经先自放下了武器。
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上述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