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后，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的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追悼会上，陈国栋叔叔和妈妈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叔叔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那时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里帮助我们。记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独自留在北京电影学院空落落的宿舍里，凑着冬日寒冷的阳光在那里读书，我似乎喜欢自己的恶习，老想逃离人群，逃避所有的节日，那些欢乐对于我不光是陌生的，总觉得是虚假的。我不相信什么快乐，什么幸福。我想去寻找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东西，也许这样做，是出于我愚蠢的自信，也许是出自于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会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陆定一伯伯的夫人严慰冰阿姨给我打电话来了，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那时候，他们夫妇俩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回来不久，在监禁了十年之后，我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邀请。但是，我不会有什么冲动和感激，想到见面我就会和“秦城监狱”联系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历史的记忆同样是不温暖的。
天很冷，从朱莘庄赶到东单东总部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站在客厅的过道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满满的图书迷惑住了，那简直像是一个图书仓库，黑压压的一堆，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人都很难从那里跨越过去。我蹲了下来，开始翻书。一口气，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正往下翻的时候，严阿姨走出来了。对我这个不懂规矩的孩子，竟然一点都不生气。她说：“不要翻了，我给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书！”
妈妈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为妈妈，右四为元化叔叔，后排左三为在曹杨中学教书的舅舅朱祖铭。我在外地拍戏，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已不在乎这些事情。
上一代人说好看的书，你会相信吗？我假惺惺地笑着，接过她交给我的书。突然，我发现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个时代的侧影》。整整三十年了，黄黄的纸页变得脆了，扉页上保留着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钢笔小字，“陆定一部长指正”。严阿姨接着又对我说：“小鬼，好好看看这本书。给你妈妈寄去，待以后再版的时候，再送给我们一本吧。”
我愣住了，妈妈多少次在那里伤心着，说这本书早已绝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把什么都毁了，这书，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辞，也不知道怎么对陆定一伯伯和严阿姨表达内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着书，把自己和书都贴满了邮票，一块邮寄回上海，再给母亲一个惊喜。严阿姨是多么心细的人。她说，这些书是前一个星期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都还没有时间整理呢，但是她看见我父亲的小说了，所以立刻把我叫来。吃完年夜饭，我捧着书重新坐长途车回学校了。挨着不太热的暖气片，一夜把书看完，当我看见天蒙蒙发亮的时候，一点睡意都没有，真想找个人说说，这是父亲早年的作品，写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让我重新闻到父亲身上的气息。可是找谁去说呢？谁又能理解我想说的？来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书，又搭上长途车进城了，我用挂号把书寄给了母亲。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风伯伯的推荐下，书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里重新再版。钱君陶先生给爸爸的书做了封面设计，韩和平先生为书画了插图。那时候出版一本书的数位是吓人的，一开印就是两万五千本。